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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導演李楊:不想用電影去販賣黑暗、落后和苦難
        北京青年報 發布時間:2022年06月22日 14:42
        北京青年報
        2022年06月22日 14:42

          15年前拍攝的電影《盲山》不久前再次出現在大眾視野,該片導演李楊因“放棄《盲山》電影版權”而受到廣泛關注。5月的一天,李楊導演接受了北京青年報記者的獨家專訪,李楊坦言,他一直在做電影、寫劇本的路上,始終在看見、在思考、在表達。

          李楊自言是悲觀的樂觀主義者,在他看來,人生短暫,行動最重要。這段時間徜徉在川藏線神奇的山水之間,他更深切地體會到與大自然相比,人類渺小到無法形容。此番疫情之下的行走尤其令他感慨,“人一定要尊重大自然,不然定會遭到自然法則的懲罰,古今中外無一例外”。

          哪怕我不拍《盲山》,也應該關注

          為打擊拐賣婦女做點貢獻

          北青報:大家轉發電影《盲山》的時候,您很快宣布說不追究版權問題,希望讓更多人看到這部電影,為什么做這個決定?您因為這個事“火”了,覺得意外嗎?

          李楊:我當時的想法很簡單,我就想通過不追究版權這個行動,希望能幫助有類似被拐賣經歷的人,使她們獲得解救,或者能使她們的生活獲得改善。其實15年前我拍《盲山》的目的,也是希望幫助這些人,希望社會上拐賣婦女的犯罪行為能夠消失。

          作為一個人,哪怕我不拍《盲山》,也應該關注拐賣婦女,為打擊拐賣婦女做點貢獻,F在好像一說貢獻,人們老覺得是個宏大的口號,或者得做出多么大的事才叫貢獻,實際上所有的貢獻都是由一個一個人做的,是一件一件小事匯聚成的,比如遇到拐賣婦女這種事,哪怕一個人做出不沉默的表態,都可能會改變一個家庭或者一些人的命運。

          我沒有想到《盲山》會引起這么大轟動,我碰到很多人,都跟我說看了電影之后想起自己小時候有過這種瞬間的被騙經歷,比如有陌生人給她吃的喝的,以前沒意識到是拐賣,現在回想起來,覺得很危險很害怕。從這點來說,我又覺得這個“轟動”是在我的希望之中。我希望這個事能引起轟動,而不是說我這個人引起轟動。我希望能夠杜絕此類犯罪,幫助、保護那些被拐賣的婦女,讓生活在這個社會中的人不再有恐懼。

          北青報:有一些90后、00后年輕觀眾,他們留言說才知道有這么一個導演,覺得您以前的電影真挺了不起的?吹竭@些反饋,您有沒有感到有點意外之喜?

          李楊:得到更多的人認識,特別是被年輕人關注到,對我來說當然是件高興的事,因為從中能看到一種希望。我為什么在《盲山》里設計了一個叫李青山的小孩?人們常說“留得青山在,不怕沒柴燒”,我在電影里特意讓這個孩子保持了人性純潔美好的一面,他的一個很小的動作,就使白雪梅有了被解救的希望。其實這也是我通過這個電影對生活寄予的一些希望和期盼。

          被再次關注到,對我個人來說沒有覺得很意外,畢竟我從事的工作涉及公眾面,沒準兒什么時候就會因為某種事情讓大眾關注到。我認為這是正常的,我不覺得意外,也不會有什么驚喜。

          在我生命的底色里,刻著苦難的記憶

          因此對電影似乎天生有種使命感

          北青報:您好像一直對電影之外的東西都挺淡然的。

          李楊: 這可能和我成長過程中的家庭巨變有關,經過大起大落,可能我就寵辱不驚了吧。我1959年生人,生長在明星家庭里,有個很美好的童年。我母親很早就參加地下黨的劇團演出,她在東北小有名氣。我父親在“文革”前主演過兩部電影,那時候他已經是明星了。我小時候生活在西安,60年代初西安有一條路叫文藝路,那里集中了京劇團、歌舞劇團、文工團、戲曲劇團、話劇團等六七個文藝單位。我的同學大部分是藝術大院的孩子,我們從小一起玩,玩過家家就是模仿大人們在舞臺上排練話劇,我在這種氛圍里長大。

          1968年父親被打倒了,停發工資,關進“牛棚”。那時候要求我母親和他劃清界限,但是我母親沒那么做,她對我父親不離不棄,我一直覺得我母親很偉大。

          我13歲時,父親去世了,家里一下子從富裕變得貧困,我們這種戴著“黑五類”“狗崽子”大帽子的人,上學、工作都很難,可我必須要為母親分擔,我很早就出去掙錢養家了,切身感受到人性里的各種險惡,可以說在我生命的底色里,刻著苦難的記憶。

          也因此,我對電影似乎天生有種使命感。

          北青報:為了完成電影夢想,您經歷了很多事,比如成為國家話劇院演員、考上北京廣播學院,又退學去德國留學,您覺得出國后最大的收獲是什么,其間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?

          李楊:最大的收獲就是打開了我的思維定式,意識到認識世界不僅僅有一種方法。我現在常想一個問題,做文化的核心其實比的不是技術,也不是用詞多么華麗,而是認識世界、認識人性、認識社會現實的深刻程度。這個思維方式和解決問題的方法對我來說很重要,而這些恰恰并不是課本教的。

          我印象很深,第一次回國時,我跑到最貴的商店想給我媽買禮品,想買最貴的名牌,但是那個售貨員不經意地說:“最適合的就是最好的”,我覺得這句話特別有哲學意味,商場里的這種利他主義,以及她的人生態度讓我醍醐灌頂,甚至改變了我的價值觀,我甚至想我到德國來要學什么?以前覺得要上最好的大學,進最好的專業,跟最好的導師,現在我覺得我要找到最合適我的專業。

          所以后來我換了四個學校,比如柏林大學已經非常好了,我又跑到別的學校,因為我要找到自己最對的東西。我考慕尼黑電影學院時,因為超過30歲的年齡線,所以不允許我參加考試,幸運的是,我去考科隆電影學院,他們看了我拍攝的作品說沒問題,讓我覺得30多歲的人也可以有新的機會,很是感念。

          我印象比較深的就是學習方法,那些教授不告訴你什么是對錯,對和錯是要自己去悟。上課時,我們可以反駁他,他也不會覺得我是教授、是系主任,我就是對的就是牛的。學生解讀出自己的東西要靠思考,而不是靠灌輸,我覺得這種“無為”的做法,對學生、對藝術是一個呵護。

          哪怕再辛苦也堅守著拍電影的夢想

          能用錢去實現自己的夢想,值了

          北青報:回頭看您自己走的路后悔過嗎?您又是如何一次次突破人生低谷的?

          李楊:從來沒有后悔過,一絲一毫都沒有,因為我不僅僅是為了學電影,更是去了解這個世界。

          那時很年輕,所謂無知者無畏。我出去之前根本不了解真正的國外是什么樣,到了國外以后,發現很多東西跟我們電影里看到的都不一樣。剛開始整個人是蒙圈的,根本找不到北。而且最大的問題是你根本進不到人家的文化圈和生活圈,這個跟你有多少錢無關,文化的差異會帶來巨大的失落。即便今天,這種文化的碰撞也是很多留學生都會遇到的問題,只不過有人適應快一點,有人適應慢一點。

          剛開始,我覺得雖然付出了很多代價,但畢竟在那個年代看見了世界的樣子,我是值得的。1990年我探親再回去,心態就不太一樣了,我潛下心來融入當地社會,去了解他們的文化。那時候我打工就是為了要去實現自己的電影夢想,我所有的紀錄片都是自己出錢拍,其實就是想要突圍,哪怕再辛苦我也一直堅守著自己拍電影的夢想。

          1991年我去云南拍了反映摩梭人生活和文化的紀錄片《婦女王國》,后來在德國電視臺一個著名的婦女欄目播出。我拿著這部紀錄片去報考赫赫有名的科隆影視傳媒學院,讀研究生,我覺得自己非常幸運。

          我28歲到德國,在德國待了將近15年,2000年底回來的時候已經40歲出頭。我其實早就決定回國了,但40多歲才回來,就是為了要從經濟上、思想上做好準備。1996年我碩士畢業之后,第一想法就是回國進電影廠,但回國后,我看到幾乎每個電影制片廠都在賣地賺錢養活職工,后來聽說國內可以用很低的成本獨立拍電影,我覺得能用錢去實現自己的夢想,值了。

          為了多準備些資金,我立刻飛回德國悶頭賺錢。那時我就暗下決心,三年后必須回國拍電影。

          和劉慶邦老師在小飯館簽下了改編版權

          之后拍了一鳴驚人的《盲井》

          北青報:您回國就遇到黃建新導演,不久之后拍了處女作《盲井》,拿了一堆大獎,包括第53屆柏林國際電影節最高藝術貢獻銀熊獎,這個經歷真的難得。

          李楊:2000年,我接到黃建新導演的來信,說他要拍一部新片,問我愿不愿意回國做他的副導演。我毫不猶豫地立刻飛回北京,給黃建新導演當選角副導演,從籌備開始一直干到后期。我非常感謝黃建新導演給了我在劇組實踐的機會,這些經驗對于我后來拍《盲井》,有非常大的幫助。

          當我了解到中國出來一些低成本獨立電影,我當時就覺得我也可以自己來拍。剛開始我拍電影很多人不理解,說明明不掙錢,還為啥自己花錢?很多人都勸我別投了。其實我對財富的觀念向來覺得錢要花到自己喜歡的事上。直到現在,我也覺得我就愛電影,我喜歡它我就花在它身上,所以就不焦慮。如果說拍電影是為了賺錢,變成一個投資項目,不賺錢不就焦慮了嗎?而且重要的一點,《盲井》是我自己喜愛的題材,自己喜歡的自己不投,再等著別人投,那不是一輩子做不出來嗎?

          北青報:是不是因為您這種純粹、執著,才比較順利地拿到小說《神木》的版權,后來拍攝了《盲井》,當時具體經過是怎樣的?

          李楊:2000年初,我租住在麥子店附近,在朝陽區圖書館辦了一張借書證,沒事就騎著自行車去那里看書、看雜志,想找一部適合的小說改編。后來我大學同學胡小葉給我提供了一個線索,他說你可以看看一部寫煤礦生活的中篇小說《神木》。我在2000年3月號的《十月》雜志上翻找到了這部小說,連著讀了好幾遍,覺得淘到了一個寶。小說里對人性的善惡、掙扎,對金錢與道德的描寫,深深打動了我,這也是我想通過電影表達的東西。我心里說,就是它了,就決定立刻買下《神木》的影視改編權。

          我第一次跟小說作者劉慶邦老師見面,就在書包里帶了錢、合同,合同上的姓名我都打印好了,就是數字沒填。我記得我們找了一家小飯館,要了一盤煮花生米,一盤拍黃瓜,一盤涼拌豆腐絲和兩瓶冰鎮啤酒。一見面我就說了我的經歷,很真誠地表示我一定要做這個事。劉慶邦挺贊賞,但他也跟我說有人把這個小說拿給別人看,別人都覺得拍電影肯定是拉不到贊助,賺不到錢。我也實話實說,我說我看上了這個故事,但我是個學生,準備用在德國打拼攢的錢來拍這部電影,我有信心把它拍好。劉老師非常友善,他改編費要得很合理,我們當場就簽了合同,買下了改編權,我們還舉杯慶賀合作成功。

          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

          我卻用它尋找光明

          北青報:您拍“盲”系列時,對“盲”解讀為“視而不見為盲”,您為什么要拍這個系列?

          李楊:當初我決定回來時就清楚地意識到,骨子里支撐我的仍然是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和傳統。我想拍電影、想當導演當編劇的話,最理想的地方就是中國。因為這里有我的根,有我熟悉的人。我那時候已經在德國之聲工作了,做播音員,做主持,條件挺好的。但是我不能說我因為愛國就回來,那太虛偽,太假了。實實在在是因為生我養我的地方才有我文化的根,我只有做自己文化的東西才最得心應手。

          對我來說,愛一個人才會希望他好,愛一個家才會想辦法讓它美好,沒有人花大筆錢把別人家去裝修一遍,對不對?所以我一直以來都希望自己的家好,自己生活的地方也好。因為這個家是自己家,家里有些不好的角落,我才不會裝看不見,才會想辦法給它打掃干凈。關心這個國家才希望這個國家好,這是人性里根兒上的東西。

          北青報:有人說看李楊的電影感到窒息;也有人說,李楊骨子里是一個很有社會責任感的人。

          李楊:拍電影這么多年,可以說我經歷過太多不為人知的艱辛。我不想用電影去販賣黑暗、落后和苦難。我要講的是人的故事,通過人的故事,展現真實的現實,展現人們的欲望與煩惱,人性的善與惡、糾結與掙扎、多面與復雜。我覺得除了實現電影夢之外,還要肩負起一種責任和義務。我希望用電影的形式盡量真實地把現實和人們的生存狀態反映出來,進而記錄下這個時代的故事。

          我希望通過揭露、批判當今社會中的某些陰暗和人性中的丑惡、貪婪、自私、兇殘,來彰顯人性中善良仁愛的光芒,以及社會中光明溫暖的一面,套用我的好友、已故詩人顧城的一句詩:“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,我卻用它尋找光明”。

          最近我不止一遍地看了《楚門的世界》,感慨良多。什么是真實的世界?我們要不要冒險去追求真相?我覺得這是個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!

          希望能做出來一部中國的《辛德勒名單》

          對未來抱有希望,這也是我做事的動力

          北青報:您平時在生活中是什么狀態?

          李楊:我基本上就是做自己愿意做的事,我是一個行動派,我覺得必須要行動,夢想是由行動實現的。比如我上大學是行動,出國還是行動,那時候出國必須要工作五年之后才批準,我就退學、辭職。人生短暫,我覺得行動是最重要的,一件事能做就趕快做,比如在修改《盲道》期間,我就想不如拿起筆梳理一下自己的電影生涯,也算寫了人生中第一本書《一意孤行:李楊自述》。

          過了60歲以后,我尤其感覺時間越來越少,那就抓緊時間做點事,能抓緊時間玩就去玩一下,總之是不浪費時間。此外,我母親癱瘓的七年間,我更多地要盡一個兒子的責任。去年我母親走了,母親去世以后,我覺得生命蠻脆弱的,如果很多事沒做的話,就只能遺憾了,所以平時自己想吃什么就吃點,能出去旅游就出去走走。

          北青報:您目前在做什么?未來的創作方向會有變化嗎?

          李楊:我之前拍的電影《不服》已經拿到龍標,我還寫了一個劇本叫《墻內的戰爭》,是關于家暴的劇,也拿到拍攝許可證了,但是疫情之下大家都沒什么意愿投電影。雖然現在不時會覺得無所適從,但我還挺崇尚猶太人的一句諺語,“吃到肚子里的飯是別人拿不走的,讀到腦子里的書是別人拿不走的”,所以我就還好,萬事不求人,但可以求己。

          未來的創作方向肯定會有一些改變,有很多現實主義題材能引起我心靈的震撼,但也有現實的難題,比如投資等等。我對歷史也蠻感興趣的,正在寫一個關于南京大屠殺題材的電影劇本。我原來拍過南京大屠殺的紀錄片,去年我把這部紀錄片捐給了一個民間抗戰博物館,在那里看到很多東西,當時就決定寫一個劇本。把真實史料變成有血有肉的人的故事,比較難的就是細節,需要查閱大量的資料,F在劇本第一稿已經寫出來了,還在修改。目前的創作階段我只負責把這個故事寫好,講得動人。

          我個人覺得,中國還沒有像《辛德勒名單》《鋼琴家》這樣反映中國抗日戰爭的電影。我希望我能做出來,并且有信心做下去。對未來抱有希望,這也是我做事的動力。

        【編輯:張翀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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